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盛世。极盛时期的唐朝东起朝鲜，西抵咸海，南跨交趾，北尽大漠，纵横数万里，地域不可谓不广大，国祚不可谓不长久。

　　其实，盛唐之气象不仅在于其地理上的广袤和时间上的久远，还在于其蓬勃向上的精神和自尊、自信、自强不息的朝代性格。

　　隋末，中原大乱，曾臣服于大隋并奉隋文帝为“圣人可汗”的突厥进入了极盛时代，且一度反过来势陵中夏，史称“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”。不仅薛举、窦建德、王世充、刘武周、梁师都、李轨等先后向突厥称臣，就连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时也不得不交好突厥，派刘文静出使突厥，引以为外援。唐朝建立后，突厥一方面屡屡派人索要财物，另一方面不断入寇中原，掳掠人口、财物。贞观三年（629年）底，唐太宗决定出击突厥。次年，李靖在定襄以少胜多大破突厥，不久后生俘颉利可汗。

　　自强不息，这正是一个鼎盛王朝的开国气象。

　　更加难得的是，大唐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不单体现在上升期，在其中后期也屡有出彩表现。安史之乱后，河西诸州沦于吐蕃之手，尽管如此，河湟人民始终未曾忘记身上流淌的是大唐的血液，时时想着重新回归大唐。唐宣宗大中二年（848年），陷于吐蕃的沙州张议潮举行起义，成功驱除占领军，向朝廷进献河西十一州版图。至此，陷没将近百年的河湟故地重新回归朝廷，诗人杜牧躬逢其盛，在《河湟》一诗中对此称赞道：“牧羊驱马虽戎服，白发丹心尽汉臣。”

　　相对于唐人创造多次令人惊异的壮举、奇功，唐人身上这种坚韧、不服输的精神或许更加令人感动。毕竟，任何制度和技术脱离了具体的人，脱离了人的精神，都将成为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实际上，在世界历史中的大多数时刻，只要没有太大的内忧外患，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巅、执世界经济之牛耳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常态，毕竟疆域狭促的宋朝一度占据了世界经济版图的半壁江山，甚至在鸦片战争之前，中国经济总量也占到了世界的三分之一。

　　唐人这种积极向上的文化、高昂向前的民族精神在流传至今的边塞诗中也有着体现。“平明寻白羽，没在石棱中”，描摹出了将军之骁勇。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，一种洒脱的英雄之气跃然纸上。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”，投笔从戎的凌云壮志令人心动。“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将士们即便思乡也没有半点颓丧消极的情绪。

　　中国在数千年之间之所以能连绵不绝、历久弥新就源于其制度和文化上的延续性。近人章太炎在民族危亡之际力主弘扬国故、国粹，“以国粹激动种姓，增进爱国的热肠”，他还具体指出国故在内容上主要有三个方面：语言文字、典章制度、人物事迹。可见，章太炎将典章制度作为我们民族的重要精神财富。

　　纵览中国历史，任何一个朝代想要传之久远，必须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。一个朝代的制度往往决定着一个朝代的性格，并影响一个朝代的命运。周公在二次东征后，制礼作乐，奠定了姬周将近八百年的国祚。汉宣帝在总结汉朝家法时，提出“吾家自有制度，霸王道杂之”。后来的宋、清等朝代也纷纷将法度奉为行政的圭臬。

　　具体来说，唐朝在隋朝制度的基础上，融合了北魏、北齐（对应关陇地区），西魏、北周（对应山东地区），梁、陈（对应江左）等三大制度体系，探索实践了一种新的制度，如三省六部制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唐人效法古人时，不是亦步亦趋、照搬照抄，而是效法其意，结合当下情境调适修正，主张得其意而舍其形。

　　隋唐时期所开创科举制度更新了此前略显封闭保守的九品中正制。科举制度畅通了阶层上下流通渠道，给贫寒子弟保留了一个上升的渠道。既保证了公平、公正，也保证了朝廷选拔人才的需要，有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。这一制度不仅奠定了中国选官制度的基础，还对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　　在广阔的地域和巨大的人口条件下，维持政治的统一，中国在全世界上是独一家的。在大一统前提下实现国家的良善治理，在中国规模和中国治理经验基础上，形成中国具有原创力和独特性的中国思想，尤其需要如烹小鲜般小心翼翼。这也是来自唐朝的一个重要启迪。

　　中原政权在长期与周边社会接触和交往中，形成了一系列原则和规范。唐朝对外实行睦邻友好的开放政策，同时与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交往。在即位之初，有人建议唐太宗耀兵异域、振伏四夷，这为唐太宗所拒绝，相反他采用了魏征“修文德，安中夏。中夏安，则远人伏矣”的建议。

　　《论语》中说：“远人不服，则修文德以来之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”在以利益攻伐相尚的国际丛林法则中，唐朝的对外政策更显卓尔不群，也更具大国气象。

　　唐朝的制度文化对周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正如陈寅恪在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中所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隋唐两朝为吾国中古极盛之世，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，北逾大漠，南暨交趾，东至日本，西极中亚。”周边国家积极从唐朝吸收先进文明成果，促进自身跨越性发展，高丽王朝开国之君曾说：“惟我东方，旧慕唐风，文物礼乐，悉遵其制。”日本大化改新也以唐朝典章制度为蓝本。（朱偲）